居家養老成兩會熱議話題,目前三種模式都有待改進

我國正步入老齡化社會，養老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問題，特別是居家養老成為近日結束的全國兩會上，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熱議的話題。目前，居家養老主要存在三種模式聘請保姆、社區養老以及和子女共住。海淀法院分析案例發現，這三種模式均存在普遍性問題，讓老人更好地頤養天年仍有許多地方亟待改進。

案例一：保姆疏忽老人去世被判擔責并不冤

是老人不讓我告訴她孩子的……法庭上，李萍覺得自己成為被告非常冤！

2019年10月，李萍通過月華家政公司到魏家照料馬老太。結果，快滿一個月的時候出事了11月20日上午7時，李萍陪護老人便后回到臥室，準備將老人扶到床上時，由于老人沒有坐穩，連帶李萍一起出溜到地上。李萍說，老人當時說沒事，自己本想打電話通知老人子女，但老人幾次阻止自己，見老人沒什么異常也就作罷。

次日起床后，李萍發現老人手腕有點青腫，便通知了老人長子魏先生，當天下午5時，他下班后才回家把老人送至社區衛生服務中心，當時診斷結論為左上臂外傷，左肱骨干骨折，建議轉院進一步治療。后老人轉入醫院救治，但因肺部感染不幸病故。

我一個月來盡心盡力照顧老人，不能因為老人不幸去世就遷怒于我！李萍不同意賠償。

月華公司也是被告，其代理人表示，公司和李萍沒有合同關系，魏家雇用李萍是私自協商，屬于跳單，因此產生糾紛應由雙方解決。退一步講，李萍作為提供勞務一方，沒有盡到通知義務，也僅僅應對老人摔傷負一定責任，馬老太已經84歲高齡，身患多種疾病，其死亡不一定和摔倒有關。

魏家兄妹否認兩被告的說法，提出是老人孫子先發現馬老太受傷，李萍才告知老人摔倒過；而且，李萍也是由家政公司介紹到家中照料老人。

庭審中，為確認老人死因，李萍申請對老人所受損傷在其死亡情況中的參與度進行鑒定，但由于李萍拒絕交納鑒定費，該鑒定沒有進行。

雖然沒有進行相關鑒定，但根據醫院《死亡記錄》中記載的馬老太死亡原因，法院認為，李萍作為照顧老人的家政人員，對老人摔傷具有過錯。家政公司收取介紹費，其有對李萍進行家政培訓并使其取得資格證書的義務，所以，家政公司也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。

綜合考慮本案案情，一審法院酌定判決李萍、家政公司各自承擔15%的賠償責任。二被告提出上訴，二審法院維持了原判。

法官說法：雇保姆三類情形極易引發服務合同糾紛

聘請保姆照顧老人是目前大多數家庭的首選，因此此類糾紛也最為突出。

海淀法院胡喜輝法官介紹，實踐中，三類情形極易引發服務合同糾紛。

首先，就如本案中情況，老年人因家庭設施設備不完備或因照顧不當發生意外，家政服務人員未及時通知贍養人，各方對各自過錯責任范圍及比例爭議較大。

另外，贍養人隱瞞老年人患有老年癡呆、小腦萎縮、認知障礙等較常見疾病情況，導致實際提供的服務內容超出合同約定；以及，服務合同對家政人員服務內容約定不詳，或當事人對寸步不離全程陪伴24小時看護等概念存在理解分歧。

因老年人普遍身體情況不佳，發生意外后，極易導致較重的傷害后果，傷后就醫或護理時間較長、賠償金額較大，也進一步加大各方責任界定及劃分難度。

對此，胡喜輝建議，應加快完善與居家養老相關的行業管理規范、社會保障制度，發展養老家政服務責任保險，促進家政服務企業合規、降低企業風險，促進老年人遭受侵權后得到更充分保障。同時，行政主管部門可發布示范合同明確各方權利義務，并明確制定、適當提高家政服務人員的準入標準，規范行業加強從業人員業務技能培訓。

案例二：老人出走身亡養老院開放式管理不能免責

2020年元旦，本應是個團圓喜慶的日子，可當天下午3點多的一通電話，讓張氏兄弟的心揪了起來母親從養老院出走，不知所蹤。

最終，不幸還是降臨了，1月4日，老人被發現凍死于養老院墻外東南角一建筑垃圾處。

張氏兄弟憤怒地狀告養老院。大哥說，由于兄弟倆都常年在外地工作，所以把母親托養至被告處，因為被告是和社區共建的養老服務中心，所以覺得更值得信任。然而，事發后，養老院工作人員聲稱已經聯系專業搜救隊，但自己從未見過搜救隊員；另外，工作人員還多次聲稱老人極有可能坐車離開本地，誤導了尋人方向。

直到1月3日，養老院才提供當天監控視頻，顯示老人于1月1日下午2時50分許左右出門右拐，看護人員到了3時16分才開始出院尋找，且只尋找了3分鐘后即返回。

1月4日，張氏兄弟自行聯系救援隊進行搜索，才找到老人尸體。

庭審時，代理人認為，養老院不存在過錯。他稱，雙方簽訂的委托護理協議書明確約定：不得擅自外出，若要外出要有家屬陪同。老人不聽勸阻，私自外出，應自行承擔責任。

代理人還說，老人對被兒子送到養老中心一直耿耿于懷，感覺被拋棄，因此在住院期間，一直想外出逃離養老中心。鑒于該情況，養老院曾多次建議將老人轉到養老中心封閉管理中心分部，但老人兒子對此置之不理。

法院審理認為，雖然養老院提供多份證據證明盡到了看護救助義務，但是委托護理協議作為服務合同，其性質較為特殊老人年齡或身體狀況特殊，所以要求受托人除提供照看、護理服務外，更要盡到管理、保護義務。根據有關規定，養老機構應當實行24小時值班，做好老年人安全保障工作。

對于被告抗辯其并非傳統的養老院，而是與社區共建的養老中心，實行的是開放式管理，人員可自由出入的意見。法院指出，養老中心開放式管理是為了便于老年人及家屬的養老與探望需求，在入住時間、方式等方面采取靈活的管理方式，并非免除養老機構對老年人的看護和管理責任。

至于養老院主張合同中約定在非服務不當情況下，出現各種意外情況，包括走失等，養老院概不承擔賠償責任的內容，屬于免除自身責任的格式條款，應認定無效。

最終，法院判決養老院賠償死亡賠償金等10余萬元。

法官說法：養老空間及康養需求均需外擴

在政府主導下，以城鄉社區為依托，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，由企業、社會組織提供專業化服務，此類的社區養老機構近年來蓬勃興起，為居家養老助一臂之力。

但是法院審理案件發現，受各區政策落實和養老需求差異影響，社區養老機構在為老年人提供含用餐、醫療衛生、家庭護理、緊急救援、日間照料、家政、精神慰藉、文化娛樂等服務過程中，存在養老空間不足、設施不完備、人員技能培訓不足、無障礙設施及生活輔助器具不專業等情況，導致老年人因飲食不當、救治不足、護理不周、設備故障等問題遭受人身傷害的風險較高。

胡喜輝介紹，在對相關問題調研時發現，本市部分地區，養老千人床位數尚不足7張，養老設施千人建筑面積尚不足315平方米。養老空間及康養需求均需‘外擴’，要為老人提供更優質的社區養老服務。胡喜輝建議，應提升社區養老設施、服務人員等軟硬件配備水平，加強對老年驛站、老年餐桌等機構的監督管理，保障食品衛生、房屋設施安全等。

案例三：房產分了兒子卻把老人送進養老院

年近九旬的周老太為了贍養費，無奈之下和兒子們對簿公堂，她沒想到房產分給了兒子們，結果竟無一子愿意讓自己共住，而是把自己送進了養老院，這和當年的分家協議不符。

老人狀告的主要是三兒子崔佳。周老太說，分家時，對于拆遷時涉及自己的個人利益，包括人頭份、安置費、安置房等，自己都同意歸崔佳所有，而且自己的財產也贈與崔佳，但是崔佳在接受了財產及房產后拒絕履行贍養義務，而是把自己送進了養老院。

對此，崔佳也有一番說辭。

我們最早之前分過一次家，父母自愿和我大哥一起居住，如果老人有了大病之類的情況、開銷特別大，我們哥仨再均攤。崔佳說，但是大哥沒有履行最初的分家協議，曾把母親打出家門，還是自己把母親接了回來。

此后，這家人又簽訂了一份協議，崔佳雖然得到母親的贈與，但協議中也明確寫明：老人到次子處居住，由次子照料其日常生活及死葬。

兩次分家協議，都沒有要求母親和我同住。崔佳認為，自己把母親送到養老院并無不妥，而且自己也支付了相應的住院費用。

本案經法官調解，最終，三個兒子和母親達成一致意見，三個兒子分別支付一定數額贍養費，老人今后大病支出費用等由三人平均負擔。就除贍養費支出之外其他老人的日常贍養事宜，法官建議三子之間協商解決處理，尊重老人的個人意愿，讓老人度過一個安詳的晚年。

法官說法：和父母同住應積極履行贍養職責

在家養老的老年人，多與一方子女同住或單獨居住，并由贍養人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。

胡喜輝說，圍繞老年人住房和子女贍養問題，集中在三類糾紛：子女侵占老年人自有房屋或強迫老年人遷移至條件較為低劣的房屋，導致老年人居無定所或居住環境變差；子女對房屋進行裝修或改造不適宜老年人生活，導致老年人遭受人身損害；子女以贍養之名，掌控老年人銀行卡或擅自領取老年人存款用于非養老事項，損害老年人財產權益。

此外，多子女的，還易因同住子女選擇、老年人就醫和護理負擔、贍養費及大額醫療費分擔、非同住子女日常探望等事宜引發子女間糾紛，導致老年人難獲良好贍養。

對此，胡喜輝表示，司法機關除了依據法理情裁判個案外，還應聚焦贍養糾紛、涉老年人房屋侵權等典型案例，加大普法宣傳，加強對社會公眾的法治教育，督促贍養人積極履行贍養職責，營造敬老、養老、助老的社會風尚。